运用国家的强制力明确向内幕交易开战始于1933年的美国《证券法》，该法的第16是美国乃至世界上禁止内幕交易的祖父条款。香港对内幕交易的规制则姗姗来迟，直1974年才在当时的《证券条例》中规定了对内幕交易的刑事处罚和民事补救措施。尽管已经迟，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条款在实践中至今还没有得执行。
197年，港英政府修订《证券条例》，开始系统地规范内幕交易行为：(1)规定了内幕交易的定义；(2)成立内幕交易审裁处，负责有关内幕交易案件的调查与审理；(3)授予内幕交易审裁处及证监专员进行调查所必需的权力。此后不久，香港财政司于19年7月12日根据《证券条例》第141条（h）的授权，向内幕交易审裁处提交了第一起内幕交易案件。由于这次修订没有对内幕交易规定刑事惩罚措施，也未提供民事救济手段，毫不奇怪，这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内幕交易违法行为，第一起内幕交易案件也这样因证据不足、涉案人不构成内幕交易而告终。
年代，英国土的反内幕交易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19年的《公司法》在第5中第一次对内幕交易进行规范，随后的195年《公司证券（内幕交易）法》(panysecurities(insiderdealing)act195）和196年的《金融服务法》(financialservicesact196)又进一步扩大了对内幕交易的规制。如此，深受英国影响的香港也亦步亦趋，开始着手对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作第二次修订，以英国的上述立法为蓝，于9年代初出台了规制内幕交易的两部主要法律：《证券（利益披露）条例》(securities(disclosureofinterests)ordinance）和《证券（内幕交易）条例》(securities(in-siderdealing)ordinance)。
可以说，197年的股灾对香港的证券市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，而个中原因不乏相关利益人的内幕交易行为。香港遂于19年引进了信息披露制度，制定了《证券（利益披露）条例》，但这个条例直1991年才宣布生效。《证券（利益披露）条例》的目的在于公开内部人的持股及其变动情况，防止内部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。该条例规定了两类人负有利益披露义务，一类是公司管理人员，包括董事、行政总裁(chiefexecutives）及实际上履行董事、行政总裁职能的有关人员。其中，行政总裁相当于国内《公司法》所规定的经理，在香港行政总裁是指由公司聘用的、在董事会的直接授权下单独或与他人共同负责公司业务活动的人，公司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行政总裁；另一类是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%以上的大股东(substantialshareholders)，并且包括大股东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和受其控制的机构（acorporationcontrolledbyhim)。这两类人员在开始担任职务时或开始取得相应地位时，都负有初始披露义务；此后，如果股份或地位发生变动，还要作持续的信息披露。至于需披露的内容及时间，要严格遵守条例的规定。
《证券（利益披露）条例》实际上是香港为防止内幕交易所设立的第一道防火墙(firewall)。但是，对付这样一种复杂的违法行为，光是预防性措施远远力不从心。当前道防火墙被突破后，内幕交易将遭遇更加严厉的法律壁垒—《证券（内幕交易）条例》。
《证券（内幕交易）条例》于1991年9月1日和《证券（利益披露）条例》同时生效，随后于1991年、1992年、1994年、1995年、1997年、199年多次修订，以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及惩治内幕交易的需要。《证券（内幕交易）条例》由导言、内幕交易、内幕交易审裁处、上诉及其他杂项共5部分、36（原来共有44，后将37-44删去）及其附件a-《证券（内幕交易）（命令注册）规则》组成。
也即是说，香港证券真正对内幕交易开始调查，始于九一年。在此之前，香港证券弊病丛生，内幕交易并不罕见。